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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理性裁判观点合集(二)

民商审判发现2018-11-05 10:48:40

11、关于诉讼中仲裁时效的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第四款规定“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因拖欠劳动报酬发生争议的,劳动者申请仲裁不受本条第一款规定的仲裁时效期间的限制;但是劳动关系终止的,应当自劳动关系终止之日起一年内提出”。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二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时效申请期间的抗辩,劳动人事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当事人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时效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未按照规定提出仲裁时效抗辩,又以仲裁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由上述规定可知,虽然1年期间为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并非直接适用于民事诉讼的诉讼时效,但在诉讼阶段,若一方当事人以超出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由提出抗辩的,人民法院应进行审查。若仲裁机构以超出时效期间为由不予受理的,当事人诉至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经审理,如果确实是当事人无正当理由超出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的,应以超出仲裁申请期限为由判决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这样做,能够避免将上述《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所规定的1年时效期间架空,有利于贯彻执行法律规定,促使当事人行使权利,也符合我国仲裁前置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有利于仲裁和诉讼的衔接。

同时,1年期间作为一种特别时效,可参照《民法总则》第一百九十三条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理解适用。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的“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是否注重时效利益,属于当事人的处分权。若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超过仲裁申请期间的抗辩,应视为其放弃时效利益,仲裁机构作出实体裁决后,诉至法院的,当事人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行为在诉讼阶段对其仍具有约束力,所以,即使其在诉讼阶段又以超过仲裁申请期间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对其抗辩理由不予支持。同时参照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当事人在一审期间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在二审期间提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其基于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对方当事人的请求权已超过诉讼时效期间的情形除外。当事人未按照前款规定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者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如当事人在仲裁阶段未提出仲裁时效抗辩或者虽在仲裁阶段提出、但在诉讼一审阶段未提出,对生效判决又以仲裁时效期间届满为由申请再审或提出再审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为再审本身是审判监督程序,意在纠错,当事人自己在仲裁阶段或者一审阶段末未提仲裁时效抗辩的,是其放弃时效利益的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裁判后,不可再以此为由主张裁判错误。

以上内容引用自《<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人民法院出版社,杜万华主编),P442。

12、关于“再外嫁女”是否丧失土地补偿费请求权的问题。

案情:A女嫁入B村后,户籍和土地承包地均在B村。后A女离婚后再嫁入C村,但其户籍未迁入C村,且土地承包经营权未交回B村。现B村因征地获得了相应征地补偿款,B村以A女再婚后已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由,拒绝A女分配征地补偿款。A女是否有权请求分配B村的土地补偿费。

《人民法院报》2018年3月21日07版刊载的一篇文章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该文章笔者认为,A女有权利参与B村土地补偿费分配,理由是:从法理上而言,集体成员资格属于一种民事身份权,其不仅与自身财产利益密切相关,而且直接决定该成员是否有资格参与分配集体经济利益。在司法实务中,各地人民法院越来越多地采用综合性标准,强调依据户籍、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生活保障等因素认定集体成员资格。在本案中,A女自从嫁入B村,就一直拥有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户籍,享有独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虽然期间离婚并嫁入C村,但其户籍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并未迁移与转让,加之A女仍依靠该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因此,A女具有B村的集体成员资格。

13、关于逾期提异议,异议权消灭,解除权不当然成立。

法院认为:依《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九十四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当事人依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通知对方要求解除合同的,须具备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或法定合同解除情形发生之要件,即通知解除合同的当事人须具有解除权,否则,即使解除通知到达对方,对方未在约定或法定期间内提出异议并诉讼的,亦不产生合同解除效力。具体到本案中,N公司以D公司迟延交货为由解除合同,因双方并未约定合同解除条件,故涉案合同是否解除,应审查N公司单方解除权行为是否属于合同法第九十四条法定解除情形。D公司通知N公司支付货款日期虽迟于合同约定日期,但N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其曾催告过D公司在合理期限内交货,故N公司依法无权在未经催告的情况下径行通知D公司解除涉案合同,且N公司亦未举证证明其因D 公司迟延交付货物,而致使其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N公司单方通知D公司解除合同不符合法定条件。判决驳回N公司诉讼请求,N公司给付D公司货款并接收D公司货物。

以上内容引用自:江苏高院(2014)苏商终字第0269号“能源公司与电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4、关于合同约定违约金是否过高的判断。

商事主体对违约金有约定的,一方当事人提出违约金过高要求调整的请求,法院在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时,不应简单适用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仅以约定的违约金是否超过损失的百分之三十为唯一标准,而是要结合守约方实际损失、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守约方可得利益等多个因素综合考量。

以上内容引用自:江苏高院(2014)苏商终字第28号“某贸易公司与某材料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

15、关于投保交强险的特种车辆在厂区内等非道路上或作业时发生事故是否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

法院认为:第一,较强险制度本身具有保障性救济的重要价值意义,以保障投保人或受害人能及时从保险公司获得经济赔偿为首要目的。本案中被保险的起重机属于特种作业车辆,其主要用途在于特种作业而非道路行驶,其发生事故通常多在作业区域内,保险公司应对此明确知晓。既然已经同意投保,那么在涉及该车的理赔事宜时,保险公司如将投保起重机的被保险范围限定在公共道路上行驶,并据此拒绝理赔,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且严重违背交强险制度设立宗旨,有损投保人及受害人合法权益。

第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7条规定:“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交通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43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根据上述法律、法规规定,本案投保车辆在厂区内发生事故与通常意义上的交通事故并无本质区别,即使交警部门未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为该其事故为交通事故,亦应同样予以救济保障,比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予以赔偿,并认定涉案事故属于交强险赔偿范围。

以上内容引用自:江苏扬州中院(2012)扬商终字第0228号“王某与某保险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16、关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是否影响转让不动产合同的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认为:《物权法》第191条第二款规定“抵押期间,抵押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不得转让抵押财产,但受让人代为清偿债务消灭抵押权的的除外。”就不动产变动而言,这里的转让,指的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即合同的效力,不受抵押权人是否同意转让抵押物的影响。  

关于未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房地产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 《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14条作出明确规定,即:“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二款并非针对抵押财产转让合同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仅以转让抵押房地产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受让人在抵押登记未涂销时要求办理过户的,不予支持。”

以上内容引用自:《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第42辑,P148-153。

17、关于抵押预告登记的效力及法律风险

《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四条规定“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转移不动产所有权,或者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抵押权等其他物权的,应当依照《物权法》第二十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其不发生物权效力。”该规定进一步明确预告登记的法律效力即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的处分行为不发生物权效力。同时,也在次明确了《物权法》并未赋予抵押预告登记权利人对不动产享有优先受偿权。最高院认为,抵押预告登记赋予被登记债权的物权效力仅限于“限制处分”效力,预告登记权利人并不享有现实的抵押权益,享有的是将来抵押权设立的请求权,是一种物权期待。

优先受偿权是抵押的核心和目的,只有获得抵押物处置款项的优先受偿权,债权的担保才能坐实。仅办理抵押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一旦债务人不履行债务,债权人主张对预告登记的不动产优先受偿的诉讼请求将得不到法院支持,并在判决执行中债权人的债权只能视为普通债权,特别是在抵押人涉及多重债务的情况下,抵押预告登记担保形同虚设,债权人的债权只能按照债权份额与其他债权人共同按比例受偿债权人可能面临债权本息损失。

18、关于当事人在抵押合同中约定抵押权的担保范围为主债权及利息的,逾期利息是否属于担保债权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意见为:逾期利息的性质应依当事人约定的情况而定。如果当事人将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确定为主债权及利息,而将逾期利息作为违约责任之一种进行约定,则不应将逾期利息纳入担保物权担保的债权范围。

理由是:第一,逾期利息的性质不应一概而论。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借期内利息和借期外逾期利息的计算标准分别作出约定,则逾期利息仍可作为当事人对借款利息计算标准的自行约定事项,虽表述为逾期利息,但其在性质上当为利息无疑;但若当事人将逾期利息作为违约责任事项进行约定(如不按期偿还,加倍支付逾期利息),则其性质具有处罚性质,违约性质显而易见,不能将其解释为法定孳息。

第二,担保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抵押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费用。抵押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物权法第一百七十三条规定:“担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上述法律规定针对担保物权担保范围问题,确定了约定优先、法定补充的原则。

第三,物权法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抵押权作为物权的一种,其担保范围问题属于抵押权内容的重要方面。一经登记,一则可以起到表彰权利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会对外界产生公司力。在前述相关法律规定中,利息与违约金属于并列关系,在此情况下,如果将具有违约性质的逾期利息通过解释纳入和约定乃至登记簿明确记载的“利息”范畴,将面临解释法律是否恰当的问题。

第四,抵押权在性质上属于意定物权。总的来说,不动产登记簿之所以具有“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效力,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其记载内容一般情况下不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反映。当事人既然已经约定了性质不同的“利息”、“逾期利息”,但却又在抵押登记簿上记载“抵押物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和利息”,何种解释更符合当事人的本意,答案不言而喻。

上述内容引用自:《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1辑(2015.1),P181-183,执笔人: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辛正郁、司伟。

19、关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承包人停(窝)工损失的赔偿问题

工程建设过程中,发包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为承包人建设工作提供必要条件,保证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根据《合同法》第二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的时间和要求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和技术资料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程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

对于造成停工、窝工情形的认定、停工窝工损失范围等问题,《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第32条作出了原则性规定。该条规定:“因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提供原材料、设备、场地、资金、技术资料的,隐蔽工程在隐蔽之前,承包人已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未及时检查等原因致使工程中途停、缓建,发包人应当赔偿因此给承包人造成的停(窝)工损失,包括停(窝)工人员人工费、机械设备窝工费和因窝工造成设备租赁费用等停(窝)工损失。”

特别注意的是,隐蔽工程的及时检查义务。合同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隐蔽工程在隐蔽以前,承包人应当通知发包人检查,发包人没有及时检查的,承包人可以顺延工期,并有权要求赔偿停工、窝工等损失。具体操作中,承包人在隐蔽工程隐蔽前,应当先进行自检,自检合格后,负有通知发包人检查义务。通知的内容包括自检记录、隐蔽的内容、检查时间和地点。发包人或其派驻工地接到通知后,应当在要求的时间内到达隐蔽现场,对隐蔽工程条件进行检查,检查合格的,在检查记录上签字。如发包人在接到通知后,没有按期对隐蔽工程检查的,承包人应当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进行检查,承包人有权暂停施工,并可以顺延工期,要求发包方赔偿因此造成的停工、窝工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曾审结一则案例,即“因发包人过错导致停工的,应根据案件事实综合确定一定的合理期间作为停工时间----河南省偃师市鑫龙建安工程有限公司与洛阳理工学院、河南省第六建筑工程公司索赔及工程欠款纠纷案”((2011)民提字第292号,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3年第1期(总第195期))。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因发包人提供错误的地质报告致使建设工程停工,当事人对停工时间未作约定或未达成协议的,承包人不应盲目等待而放任停工状态的持续及停工损失的扩大。对于计算由此导致的停工损失所依据的停工时间的确定,也不能简单地以停工状态的自然持续时间为准,而是应根据案件事实综合确定一定的合理期间作为停工时间。

以上内容引用自:《<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民事部分)纪要>理解与适用》一书(杜万华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P497-508。

20、关于股权转让合同是否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分期付款的买受人未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的,出卖人可以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或者解除合同。那么这一关于分期付款迟延导致合同解除的规定是否适用于股权转让合同?

对此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第14批指导性案例中“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2015)民申字第2532号]”给出明确回答,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中发生股权受让人迟延或者拒付等违约情形,股权转让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不适用《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即可解除合同的规定。

理由:尽管案涉股权的转让形式也是分期付款,但由于本案买卖的标的物是股权,因此具有与以消费为目的的一般买卖不同的特点:一是受让股权是为了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并获取经济利益,并非满足生活消费;二是出让人作为公司股东,基于其所持股权一直存在于目标公司中的特点,其因分期回收股权转让款而承担的风险与一般以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收回价款的风险并不同等;三是双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也不存在向受让人要求支付标的物使用费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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