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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扣扣母亲死亡案”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一些看法

进德说法2020-10-09 14:04:03


2018年2月15日(大年三十)中午,陕西省汉中市南郑区新集镇王坪村发生杀人案,致王自新及其次子王校军、三子王正军等3人死亡;犯罪嫌疑人张扣扣于2月17日投案自首。本案与22年前的张扣扣母亲死亡案有关。关于那起案件,目前网上能够见到的正式官方信息,只有当时汉中市南郑县法院作出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刑事判决书一并)。


据判决显示,1996年夏天,汪秀萍(张扣扣母亲)因邻里矛盾与王富军(王自新长子)、王正军发生争吵,“汪秀萍遂拿一节扁铁在被告人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棒,致汪倒地后于当晚二十二时许汪秀萍死亡。”


壹   两点前言


(一)本文讨论对象


1.关于复仇


现代文明与私自暴力复仇文化格格不入,本文无意渲染“复仇”之说,仅就法律问题本身作些探讨。


2.关于“张母案”的事实争议


本文仅讨论1996年的“王正军故意伤害汪秀萍致死案”(下称“张母案”),不涉及“张扣扣杀人案”。而且,“张母案”的刑事判决书并未见诸网络,能够见到是一并附带民事判决书。且该判决中对当年事实的阐释极为简略。近日来,诸多媒体蜂拥汉中案发地,但不同媒体采写的报道在当年事实方面竟迥然相异。现代文明避谈复仇,而当年事实却有必要厘清,至少应包括两点:

(1)当年汪秀萍与王家殴斗的场景,不同媒体报道的细节并不一致,期待媒体深入挖掘,尽可能还原真相。

(2)有人指出,被判7年徒刑的王正军,实际服刑3年(刑期尚未过半不符减刑、假释条件)即已出狱。真相究竟是何种情况?


本文无力探讨上述事实,只是限定性地围绕“附带民事判决”部分讨论几点冷知识


(二)侧及几点其他


指出以下几点,无意抨击司法不公,也许是当年司法实践的普遍现象。但不当就是不当,指出来,至少值得今人回顾与镜鉴。


1.关于“张母案”的管辖法院


“张母案”发生于1996年,适用的法律依据是1979年《刑法》与1979年《刑事诉讼法》。1979年《刑法》第134条第2款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致人死亡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而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一审案件由中级法院管辖(现行刑诉法也是如此)。可见,从立法层面来看,“张母案”似应由汉中市中级法院管辖。


另就司法实务而言,当年判例情况不易获知。但近年来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管辖实践,去“中国裁判文书网”一搜便知,基本都是由中级法院管辖。有趣的是,陕西汉中仍持不同于主流的做法,比如2013年的“李刚故意伤害致死案”【(2013)西刑初字第00037号】一审就是由汉中市西乡县法院管辖。


2.关于被告人王正军的量刑


基于被害人汪秀萍的在先过错以及被告人王正军的17岁未成年从轻情节,汉中市南郑县法院一审判决的“7年有期徒刑”,系1979《刑法》第134条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法定刑最低限。


3.关于判决的说明理由


关于“张母案”附带民事判决对王正军犯罪事实的认定,说理部分极为简约,如下:

上述事实,经调查审理有知情人郭自忠、李丽萍、张福如、张丽波、但小庆、杨桂英、王富军等多人的证言数卷,有现场勘查记录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和作案工作佐证,被告人王正军亦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


两句话带过,对涉案证据根本未作任何阐释。当然,这也许是当年的常见做法。


贰   关于“酌情赔偿


先来看看“张母案”中法院对民事赔偿部分的判决:


由于被告人王正军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但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庭经济困难属实,现确无力全额赔偿,故可酌情予以赔偿

……

由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9638.3元(除王自新已支付汪秀萍丧葬费人民币8139.3元外,其余1500元限王自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张母被伤害致死,王家被判决赔偿张扣扣家9638.3元。我无法准确换算人民币的购买力。但大致估算,1996年人民币购买力与当前相比应有4-5倍左右的差距(绝不会像某些网传观点的十倍)。9000余元相当于今天的4-5万元左右。这个数字偏低,当然也不是完全离谱。查阅“中国裁判文书网”,可知近年来故意伤害致死案件的民事赔偿数额大致在几万元至几十万元范围之间。这个数字也是日后张扣扣家不肯释怀的一个纠结点。据媒体报道,张福如(张扣扣父亲)后来曾多次去法院主张两个孩子的抚养费用。


依我之见,最大问题其实不在于这个数字的多与少,而是我国多年来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实践的混乱。一言蔽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标准可能历来就是一笔糊涂账。确定本案的赔偿标准,法院便依据了所谓的“酌情赔偿原则”。问题在于,无论当年还是今天,刑事诉讼法中并无这样的规定。


在现行的司法解释中,能够寻到所谓“酌情赔偿”一点影子的法条可能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55条第1款——“对附带民事诉讼作出判决,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被告人应当赔偿的数额”。但我认为,“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只应理解为不同案件造成的损失可能大小不一,也并不能得出因经济困难就可“酌情”少赔的结论


在诸多刑事案件中,从普通民众到法官可能都有一种认识,被告人即将坐牢甚至死刑,判多了也无法赔偿,就不如适当赔一些适可而止。然而,法律上岂有此等逻辑?正确逻辑在于,判赔的数字应当依法客观确定,且与日后的赔偿能力不应产生联系。日后对判决的执行,另有相应的民事执行制度予以规范,其中又主要包括了执行终结制度继续履行制度


《民事诉讼法》第254条规定了继续履行制度,法院在相应执行措施用尽之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法院执行。通俗言之,就本案而言,你王家经济困难不是问题,就判这么多,你何时有钱了何时再还。


另外,针对那些日后可能将牢底坐穿的或者马上面临执行死刑的债务人,《民事诉讼法》第257条规定了执行终结制度。有下列情形法院即应裁定终结执行,比如,(1)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死亡,无遗产可供执行,又无义务承担人的;

(2)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执行终结之后,确实债权人只得自认倒霉了。但这与判决确定的赔偿数字并无任何关系。


叁   关于“死亡赔偿金


众所周知,在受害人死亡的侵权案件中,“死亡赔偿金”是民事赔偿的一个大头。在民事侵权或者行政行为侵权致死的案件中,“死亡赔偿金”必赔无疑;但在犯罪行为致死的刑事案件中,“死亡赔偿金”的赔与不赔却历来争议颇多。当然,其中根源还在于那项著名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赔精神损失”的中国特色规定(下文第四部分再专门谈谈这个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通常都以“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失”为由判决不赔。在“张母案”中,原告人张福如一方主张了25万元的赔偿数额,其中也包括了死亡赔偿金,显然法院并未支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死亡赔偿金”究竟是否应予赔偿呢?下面我从法律依据和司法实践两个角度进行阐释。先阐明我的观点:当然应赔


首先指出,死亡赔偿金并非死者的权利,而是死者近亲属的一项权利。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失还是物质损失呢?最高法院2001年出台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损害抚慰金”。但200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1条又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2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

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包括第29条的死亡赔偿金——笔者注)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

可见,后者明确了死亡赔偿金的物质损失属性,且新法优于旧法。不过,最高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55条第2款直接规定了犯罪行为致死案件的民事赔偿范围:

“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

其中,并未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但我认为,一个“等”字总是可以扩大解释的。再有,最高法院不应搞出一些不确切甚至有冲突的司法解释,无端增加司法实践的法律适用成本


另外,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实践中对待“死亡赔偿金”的态度仍然不一,仍然以不赔为主。下面是我随手查询的几个故意伤害致死的案例:

(1)麻明珠故意伤害致死案【(2015)佳刑一初字第23号】——佳木斯中院一审——赔偿490665元(包括死亡赔偿金452180元)

(2)李刚故意伤害致死案【(2013)西刑初字第00037号】——汉中市西乡县法院一审——赔偿188965元(未赔死亡赔偿金)

(3)毛伟岭故意伤害致死案【(2016)陕06初20号】——延安市中院一审——赔偿40000元(未赔死亡赔偿金)

(4)周铁强故意伤害致死案【(2015)邵中刑一初字第67号】——邵阳市中院一审——赔偿24762.5元(未赔死亡赔偿金)

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应该站出来认真管管这个事了。


肆   也谈“精神损害赔偿


我国立法针对犯罪行为导致的民事赔偿之主张方式,采取了双轨制的做法,既可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附带提起民事诉讼,也可以在刑事诉讼结束后提起单独的民事诉讼。但无论何种方式,法院都不支持因犯罪导致的精神损失。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第138条第2款规定:“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这一做法背后的理念主要在于,在刑事诉讼中,通过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已经抚慰了受害人,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失进行了弥补与救济;若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则是导致了对犯罪行为的双重评价,造成了被告人的不公。


我举双手不赞成上述看法。受到刑法保护的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侵害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存在,而非被害人的私权。也就是说,刑事责任(刑罚)只是评价了对社会关系的保护与修复,而并未救济被害人的精神权利。如果单纯一个刑事责任就满足了两方面完全不同的法益,这才是对刑事责任之功能的双重评价


当然,细想一下,其中还是一个以被告人权利为中心抑或以被害人权利为中心的问题。依我之见,应当区分刑事诉讼法与刑事实体法的不同理念。现代法治国在刑事诉讼中,往往设计了以被告人权利为中心的程序机制,这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避免无辜民众受到错误的刑事打击,让作为弱势者的刑事被告人得到文明的指控与审判。但在刑事实体法角度,有违法即有救济,有损害即有赔偿,在实体责任方面应当考虑以受害者的广义损失(包括社会公共损失与被害人个体损失)为基点设计追责机制。


再看看比较法的角度。法国与德国也有类似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机制,《法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赔偿范围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损失”;《德国刑事诉讼法》也将“因侮辱和伤害身体”遭受的损失置于赔偿范围之内。美国、日本等国家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机制,奉行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做法,也就意味着刑事犯罪与普通民事侵权案件无异,皆应赔偿精神损失。


最后,本文讨论的这些问题,其实也关系到近来热点案件“杭州保姆纵火案”的后续民事追责。



(全文结束)


写于2018-2-21



【后附】“张母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书


陕西省南郑县人民法院 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

(1996)南刑初字第142号

公诉机关南郑县人民检察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男,生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八日,汉族,小学文化,陕西省南郑县人,农民。住该县王坪乡三门村二组(系本案原告人汪秀萍之夫)。

委托代理人汪井发,南郑县忍水乡汪家坝村村民(系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之妻哥)。

被告人王正军,男,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陕西省南郑县人,在校学生,住该县王坪乡三门村二组。因伤害致人死亡于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被南郑县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九月六日被依法逮捕。现羁押于南郑县看守所。

法定代理人兼监护人王自新,男,住址同上,农民(系被告人王正军之父)。

辩护人吴兴红,南郑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齐向前,南郑县律师事务所律师。

南郑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王正军犯有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于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向我院提起公诉,在诉讼过程中,本案被害人死者汪秀萍之夫张福如以要求被告人王正军给其赔偿经济损失为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本院审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四日不公开开庭对本案进行了合并审理。南郑县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李正平、杨彦军担任国家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附带民事原告人张福如及其委托代理人汪井发,被告人王正军及法定代理人兼监护人王自新,辩护人吴兴红、齐向前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作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公诉机关以南检刑诉字(1996)328号起诉书指控: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九时许,被告人王正军的邻居汪秀萍路过王家门前时,因过往与王家有矛盾,汪便朝被告人之兄王富军脸上吐唾沫,遂引起争吵。被告人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也同汪争吵,汪秀萍拿一扁铁在王正军的左额部、左脸部各打一下,被告人即从路边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下,致汪当场倒地于当晚十时许死亡。

经法医鉴定:死者汪秀萍系钝性外力颅脑损伤而死亡。被告人王正军的上述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之规定,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请依法判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与委托代理人汪井发共同诉称:由于被告人王正军的犯罪行为,致使汪秀萍死亡,给被害人家庭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要求王正军赔偿汪秀萍死亡的全部丧葬费及赡养、扶养、死亡补偿等经济损失二十五万元。

被告人王正军对公诉机关指控其犯故意伤害罪的事实,当庭作了供认。庭审中,被告人王正军辩称:当时在现场,由于死者汪秀萍拿钢筋扁铁打我,我出于阻止和义愤才还击了汪一棒。因我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也很想重新作人,请求对我从轻处罚;对民事赔偿问题,我虽愿意赔偿,但确无赔偿能力。

被告人王正军的法定代理人兼监护人王自新辩称,本案死者汪秀萍在案发的起因上和打架过程中有严重过错责任。案发后,我们负责办理汪秀萍的安葬事宜已花费用八千余元;鉴于我家经济困难,我再给受害方赔偿一千一百元人民币。

辩护人齐向前、吴兴红共同辩称:被告人王正军在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有一定责任,在案发后被告人王正军能够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偿付死者丧葬费用八千一百三十九元三角,故被告人王正军有一定悔罪表现,建议法庭依照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三款之规定,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或减轻处罚。

经审理查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之妻汪秀萍过往与被告人王正军之母杨桂英关系不睦。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十九时许,汪秀萍路过被告人王正军家门前时给王的二哥王富军脸上吐唾沫,引起争吵后被告人王正军闻讯赶到现场,也同汪秀萍争吵并撕打。汪秀萍遂拿一节扁铁在被告人王正军的左额部及左脸部各打一下,王正军即捡一木棒朝汪秀萍头部猛击一棒,致汪倒地后于当晚二十二时许汪秀萍死亡。

经法医鉴定:死者汪秀萍系钝性外力所致颅脑损伤而死亡。案发后,被告人王正军之父王自新代为办理汪秀萍丧葬共花费八千一百三十九元三角。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也为汪秀萍丧葬事宜垫付现金及实物折款共一千一百余元。

庭审中,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最后要求被告人王正军给其赔偿经济损失二十四万元人民币;被告人王正军及其法定代理人兼监护人王自新均表示:其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赔偿。经查,被告人王正军家庭困难属实,经本院当庭调解,对附带民事赔偿问题未达成协议。

上述事实,经调查审理有知情人郭自忠、李丽萍、张福如、张丽波、但小庆、杨桂英、王富军等多人的证言数卷,有现场勘查记录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书和作案工作佐证,被告人王正军亦供认不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予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王正军无视国法,竟因民事纠纷持械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死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扰乱社会治安秩序,其行为已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王正军所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事实存在,罪名成立。

由于被告人王正军的犯罪行为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造成的经济损失应予赔偿,但鉴于被告人王正军系在校学生,又未成年,且家许经济困难属实,现确无力全额赔偿,故可酌情予以赔偿。

鉴于被告人王正军在犯罪时尚未满十八周岁,且能坦白认罪,其父已代为支付死者巨额丧葬费用,加之被害人汪秀萍对引发本案在起因上有一定过错责任,应对被告人王正军从轻处罚。故对被告人王正军及其辩护人辩请对王正军从轻处罚的意见,经查符合本案实际及法律规定,可酌情予以采纳。

本院为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十四条第一、三款,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王正军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刑期自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起至二00三年八月二十八日止)。


二、由被告人王正军的监护人王自新一次性偿付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张福如经济损失九千六百三十九元三角(除王自新已支付汪秀萍丧葬费人民币八千一百三十九元三角外,其余一千五百元限王自新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陕西省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提交上诉正本一份、副本一份。

审判长:刘永生

审判员:王汉娉

代审判员:王志钢


书记员:袁小丽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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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进德,上海法律学者,任教于上海政法学院,主要研究诉讼法与司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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